人力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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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尽管我国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数量，但是总体素质却比较低。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科技人员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每百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仅是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平均水平的3％一4％而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则更低，仅为发达国家的1％～2％。根据“五普”数据资料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料分析：2000年我国25～64岁人I：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7年，仅相当于美国100年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与1999年美国和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12．75年和12．55年相比，整整低了近5年，与后发型国家韩国11．48年相比也要低3年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VI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VI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比例占18％，受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其中受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100个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不足5人。受各种教育水平人口分布的上述差异，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质量偏低的原因所在。

2．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失衡。我国就业结构的总体水平与现代化的就业结构相差甚远，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同增加值一样偏低，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缓慢的就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20多个百分点，至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达到60％至75％。1997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韩国为11：31：58，新加坡为0．3：30．7：70，日本为5：33：62，美国3：24：73；巴西、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54．3％、44．1％、39．8％、34．6％，也明显高于中国。与人均GDP还低于中国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农业国家相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也明显偏高。

3．中高等文化人口比重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存在量大质低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受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偏低。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比例仅占18．96％，其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学历的人口比例占14．36％。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中大多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1999年OECD国家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平均比例为69％，其中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达到45％，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比例高达50％左右，差距十分巨大。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职业教育招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职业教育规模的回落与普通高中规模的快速增长此消彼长。至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从地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初中毕业升学率分别为56．7％、47．3％和55．7％，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仍在45％左右徘徊，已对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5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将直接参与就业或在家待业，长此以往，将积聚下大批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形成不利影响。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近20年来，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比例由0．9％提升至4．6％，比例增长了4倍多，而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专受教育水平的比例由10．0％提升至14．4％，仅增长了4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相对较为缓慢。我们认为，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增长缓慢是导致中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偏低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高中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偏低已成为中国人力资源素质提升的一个“瓶颈”。